中国政法大学付成励弑师案该反思的先是老师,再是学生

虽多个项目在身,但我还是想抽空更新这篇可能给我造成麻烦的文章。也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程春明教授被杀案”。这里,我首先要表示对逝者程春明老师的尊重,并希望程老师和付同学的家属都能顺度过这道坎。

其实第一时间(10月29日)我就在校内看到许多好友更新状态。然后,我又看到了付同学的校内地址:他的校内ID是28614780,Profile页面是私密的,但日志是公开的(校内默认设置),任何人都可以根据ID查看到。当时看了几篇新闻,除了颇为遗憾,也没有多想,就没怎么关注了。

可就在刚才,我看到一段优酷的视频(本文后附)和付同学高中同学的一篇日志,我觉得媒体舆论对整个“学生群体”有点不公正了。

付同学的高中同学是我一位校内好友的大学同学,她在日志中表露了对付的惋惜,但更多的是批驳了媒体的“断章取义”和视频中接受采访学生的不负责:付同学是一个聪明、乐观的人,而并非什么“表现平平”、“性格内向”。

即便抛开这件个案不谈,我认为白岩松老师在新闻访谈中也有所偏颇!

回忆起去年我曾在Blog关注过“弗吉尼亚理工枪杀案”,而后有网友留下了一篇《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余老师的原文

这篇文章提到,弗吉尼亚理工凶案发生后,大家对自杀死亡的行凶者也表示了哀悼、宽容和爱(至少是理解)。而这种对异端和弱者的宽容,在我们这样一个高速发展、恃强凌弱的物质社会里,却太容易被人所忽视。

我们非常缺乏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和独立思考能力,总是避重就轻地把问题全部推到弱者身上。我们总是喜欢把责任推到90后的学生孩子们身上。而不反思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教育的虚伪和不平等,哪个接受过它的人没有感觉到?一些涉世不深的孩子从小就要被老师“培养”的班干部忽悠来忽悠去,心理发展怎能健全。贴满校园的“四六级作弊”纸条,老师们你们为什么不管?对于未成年所接触的媒体管制也是一刀切地被动模式:商业利益驱使下,孩子们可以接触到的内容太多了,为什么没有人管?暴力倾向也好,色情倾向也罢,究竟是谁让孩子们有这些机会接触不应该接触的信息,难道这还得去怪罪于孩子么?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高中老师根本就不在乎是否真的培养了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价值观,而是完全以一个数字(分数)来作为应付工作、取悦领导和兑换奖金的筹码,而且,面对家里有权势的“泰子”们,我的某些高中老师曾经吓得连条狗都不如!

看看这些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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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优酷的视频已经被删除(不知道什么原因)

更新:来自“正义网”的一篇报导:

正义网12月22日电(记者 汪文涛)“老师应当为人师表,老师有这种不轨的行为,而学校又不处理,只能‘杀一儆百’来解决问题。”付成励在接受司法机关讯问时说。

与媒体从外围铺天盖地的报道形成巨大反差,谈论起杀人一事,看守所里的付成励显得很平稳、很冷静,完全没有杀完人后的那种恐惧不安或躁动内疚。

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大四学生付成励用一把菜刀,血腥地结束了该校教授程春明的生命。

尽管案发已有一个多月,但网络上的热炒和种种猜测仍不绝于耳。仅搜索百度贴吧,截止12月10日,“程春明吧”贴子数已达4670篇,“付成励吧” 贴子数为1055篇,而以事件另一女主角名字命名的贴吧里也有253篇贴。广大网友搜索出大量的信息,以期从中寻找出关于该案真相的点点“蛛丝马迹”。

日前,随着付成励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该案案情逐次浮出水面。

“认罪但不后悔”

“关于当晚案发的现场情况,并非如坊间消息说的那样,‘砍了两刀’和‘事前报警’。”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

10月28号黄昏,付成励将事先准备好的两把刀放进口袋,一把菜刀、一把水果刀。

6点30分,付成励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端升楼201室教室后门进入,此时,程春明正在讲台前为上课做准备。

付成励径直走到程春明跟前,拿出菜刀,对准程春明的脖子挥下。

砍了一刀后,付成励就掏出手机报了警,然后静静地呆在教室里,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这一刀砍中了程春明颈部大动脉,当晚7点,程春明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了解,案发后,付成励在看守所里比较配合办案机关的工作。

付成励交代,杀程春明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要报复,二是要“杀一儆百”。

报复的动机并非程春明 “抢”了付成励的女朋友,而是“程春明在自己和女朋友之间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分手这个事情也和程春明有很大的关系”。付成励认为。

“程春明和这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已婚男人”;付成励说,“程春明是老师,他不配称为老师,根本不为人师表……”。

对于“杀一儆百”,付成励进一步解释,“以前有学生向学校告发过类似的事情,但学校不管,没有用。”

“我认罪,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付成励并不忌讳谈自己对程春明的憎恨。但据记者调查,自始至终,付成励和程春明并无交往和过节,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

程春明作为一个被仇恨的对象长埋在付成励的心中,这和女友告诉付成励的“那件事”有关。

北戴河之旅

相关卷宗显示,付成励的女朋友姓陈,法大研究生院三年级的研究生。

尽管大自己三岁,但在付成励的眼中,“她性格属于那种文静型的,我属于好动型的,我觉得我和她的性格互补,挺合适的。”

付成励与陈某的认识要追溯到2007年4月,在认识陈之前,付成励没有谈过恋爱,陈是付成励的初恋。

交往了几个月后,2007年8月,付成励与陈某正式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之后俩人去北戴河游玩。

对于付成励而言,北戴河之旅并不愉快。

“和你说个事。”在北戴河的某天早上,陈告诉付成励,她曾经和别人发生过关系。

付成励追问“是谁?”

“程春明”。

付成励是第一听到这个名字。说出名字后,任凭付成励再问什么,陈某什么都不说,付成励为此很痛苦。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陈和付成励说了这个事情后,一点没有影响到自己在付成励心目中的形象,相反,付成励觉得“自己责任更大了”。

“自从她和我说了程春明的事后,我就觉得我的责任更大了,我觉得我要好好爱这个女孩子,我不能丢下她,我一定娶她。”在付成励的潜意识里,陈亦是受害者。

两次大吵

付成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把感情和幸福都押在了这个女孩子身上。

尽管同属法大,但付成励在昌平校区,陈在海淀学院路校区。据付成励回忆,以前是两三周去看一次这个女孩,自从知道程春明这件事后,他每周都从昌平校区坐车去海淀学院路校区看陈。

“她(指陈)人很好,对我也很好,和她在一起很有亲人的感觉。” 付成励说,“她可能受了程春明的伤害,知道这个事情后,我想全身心地对她好。”

付成励曾经带陈去了一次天津见自己的父母。付成励说,去天津的目的,就是为了向父母表明自己以后要娶这个女孩子。

付成励回忆,交往过程当中,双方一般不涉及到“程春明”这个敏感的话题,即便两人之间有小吵,也不会涉及到。

2008年年初,付成励和陈某大吵了一架。

对于这次吵架,付成励说,这是陈第一次提出和他分手,但没有说任何理由或借口,这让他潜意识里觉得“这可能和之前陈告诉他的那件事情有关” 。

“如果要分手,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也不想活了,但我自杀前先要把程春明先杀了。” 付成励说,第一次要分手的时候,自己就萌发了要报复程春明的念头。

2008年7月,付成励和陈某再次发生大吵,二人正式分手。

分手时,付成励气愤难当:“你是想把我逼死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死,我也要先把程春明杀了。”闻听此言,陈某阻止了付成励的过激行为。

付成励依然记得,分手时,陈某告诉他,在和付成励交往前,自己和程春明曾经保持了一年的关系,而和离开程的原因是“自己不再爱程春明了”。

付成励认为,分手这个事和程春明有很大的关系,程春明在自己和女朋友之间留下了太多的阴影,“我憎恨程春明”。

而据记者了解,司法机关调查陈某的笔录显示,陈认为分手的原因是“双方性格不和”。

分手后,付成励先后在超市买了两把刀,一把水果刀,一把菜刀。

“一直都想杀了他(程春明),买刀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只是时间没有定。” 付成励说,“之所以选择在10月28日动手,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一天有程春明的课。”

付成励的“困扰”

如果女友不提出分手,付成励还会报复程春明吗?

“我一样会报复他(程春明),但不会选择这种方式,我开始想杀了他(程春明)的家人,这样会让他更痛苦。” 付成励随即话锋一转,“后来我觉得这样做太不道德了,毕竟,他(程春明)的家人是无辜的。所以,我选择最终还是杀了他(程春明)。”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案发前后,有两点“痛苦”一直困扰着付成励。至今,看守所的付成励只知道“女友和程春明之前保持了一年的关系”,不知道女友先前所说“那件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具体的细节,付成励只能靠自己去猜。

另外,在付成励看来,对于师生之间这种不道德的关系,无论是法律还是学校制度,都没有办法进行制裁。

陈某为何主动告诉付成励“事情”后,又不说清楚具体情况?付成励认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她(陈)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她之所以告诉我,是她觉得没有必要瞒我。所以,当我知道事情后,我觉得我更不能丢下她。”

据记者调查,在感情上,付成励是一个很传统的男生,在和女孩陈某认识前后,付成励自始至终没有和其发生男女关系,包括二人的北戴河之旅。“这种事情应当在结婚后才能有。” 付成励说。

“我不会主动去追求别人,爱情是随缘的,不可以强求。” 付成励说,没有必要刻意去做一些事情吸引对方,感情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就成了男女朋友。”

2007年7月2日,这一天是付成励的生日。陈某拿上一包从老家带来的杨梅,坐车从海淀学院路校区到昌平校区,为他过生日。尽管生日礼物只是一包小小的杨梅,但在付成励看来,这是让他最感动的一件事。

“能让我感动的事情很少” 付成励说,只有国家层面发生的一些大事,才能让自己感动。比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付成励曾献过好几次血,他觉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两个家庭的灭顶之灾

1986年7月2日出生的付成励,祖籍黑龙江黑黑河市,1997年,11岁的他随父母迁移到了天津市东丽区。

初中和高中,付成励均就读于天津的当地学校,此前有媒体报道付成励属于“高考移民”一说并不准确。高中阶段的付成励成绩很好,高考后,付成励以绝对的高分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

身在法大,付成励的专业学并非法律,而是国际政治,这与他本人的兴趣有关。“日常生活中,我最爱看中央一台、中央四台以及央视国际频道的新闻节目。” 付成励说,自己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很感兴趣,但对国家的法律不抱有很大的信心。

“随和、热情、风趣。” 付成励用这三个词来评价自己的性格。

在法大,付成励与同寝室的同学相处的非常融洽,而且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正是在一次校外活动中,付成励认识了后来的女友。

尽管案发后,校方对付成励的评价是,“性格内向,平时表现一般,学习一般,未发现有什么心理疾患或行为异常。”但在法大不少同学印象中,付成励有着不错的口碑——“爽利、干脆、仗义”。

但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是,付成励的极端行为最终给两个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

据了解,付成励的是家中的独子,父母系普通工人,二老本打算等付成励毕业后好好享享轻福,但如今等待付成励的将是法律的严审。

而对于逝者程春明的家人来说,程春明就是家中的“天”。案发时,程春明的夫人已怀有5个月的生孕,得知丈夫出了以外后,程夫人曾几度昏厥。

12月5日,付成励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正式批准逮捕。随着侦查的进一步深入,本网将继续予以关注。

附,转载来自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我觉得相比CCTV那段视频,很客观,很深入:

“大四”是象牙塔与真实社会之间最后那层窗户纸,22岁的付成励本来正在经历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更多还是未经污染的真诚和单纯,“热情、直率、一根筋”,好友李乐(化名)感慨,“看着他,就像看中学时候的自己”。凶案悲剧因此更令人震撼,进入201教室前,这个内心世界黑白分明的年轻人,究竟经受了怎样的隐痛与挣扎。

记者◎王鸿谅

                 惊变:张扬行凶者

  付成励的两刀,都砍在程春明的颈部右侧大动脉上。他没有给老师留任何生机,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他在端升楼201教室的19名同学眼前完成了这起张扬的凶案,然后拿出手机报警自首。此后,再也没能返回9号楼他的宿舍。

9号楼是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唯一一栋在校外的宿舍楼,以前是老师宿舍,后来因为学生太多,改做了男生宿舍,4人一间,楼下还有独立的餐厅食堂,条件比校区里其他宿舍楼都要好。2005年付成励考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时候,正好被分到了这里。昌平校区并不算大,9号楼虽然在校外,但距离学校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10月28日凶案前的下午,付成励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里度过。他睡了一个很漫长的午觉,从午饭后一直到15点多,事后朋友们相互回忆求证,这似乎是当天付成励唯一的异常。他向来精力旺盛,很少午睡,就算睡,时间也很短。其实,在凶案之后想接近付成励的朋友们并不容易。这些在校大学生们的情感天平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生与朋友的双重身份,让他们陷入双倍的悲伤和困惑。他们会忍不住上网,看到各种版本的传言和猜测,如果与他们了解的事实不符,又忍不住义愤不已。双刃剑般的传播效应,让他们在缄口沉默和接受采访之间更加犹豫不定,他们不希望再伤害到悲剧中的任何一方,不管是已故的程老师,还是命运未卜的付成励。

  “请允许我自私地认为,可能舆论的淡忘是对当事者家属最大的安慰,也允许我自私地淡忘这件事。”在拒绝采访的短信中,小武(化名)再三向我表示道歉。可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的情绪至今难以平复。小武和付成励同一个宿舍,两人床对床,关系一直非常好。他在凶案后深深自责,觉得是自己最近忙于考研,对好朋友过于疏忽,没能发现一点端倪。李乐心中同样百味杂陈,她和付成励在不同学院,两人在学校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公关部共事时结识,这个有男孩子般活泼率真性情的女生,和付成励因为脾性相投,很快成了密友。辗转找到李乐的时候,她同样也在忙着准备“大四”后的出路。犹豫后,李乐最终同意接受我的采访,理由很简单,只是希望付成励也能得到媒体公允的描述。

  李乐在10月28日的中午曾经给付成励打过电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觉得想他了,想跟他说说话,这两个好朋友之间经常如此。而且因为忙着准备考试,李乐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跟付成励通过电话。可打过去没人接,快16点了,付成励才给她回复电话过来,解释说自己中午在睡觉。李乐说,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种刚睡醒的低沉。付成励还在电话里约李乐当天“一起在学校吃晚饭”,说好久没见了。可李乐在市区上考试辅导班,最快也要周五才会回昌平。于是付成励一如既往的热心,在电话里耐心解答李乐的提问,告诉她怎样换乘公交车才是从辅导学校回昌平的最佳路线。

  此后大约1小时,李乐又跟付成励通过一次电话,也是付成励打过来的,说自己刚刚洗澡回来,看到手机上又有她的未接来电。李乐则解释说自己没再打电话,可能是误拨。这次的通话比较短,闲聊几句就挂断了。凶案之后,李乐认真查过通话记录,最后这通电话是当天的16点53分。后来朋友之间相互询问,确认这是目前所知付成励在朋友圈子里最后的通话记录。朋友们当然会追问电话内容,李乐想了又想,还是不能从这两通电话中找出任何异常。从最后通话的16点53分到18点40分的凶案之间,只有不到两小时,李乐也因此更加困惑,“他明明还约我一起吃晚饭的……”

                   反差:校园热心人

  李乐过来的时候手腕上戴着一串佛珠绕成的手链,这是付成励旅游拜佛时给朋友们带回来的礼物。这饰物并不贵重,一串只有几块钱,难得的是心意。李乐说,付成励是那种“特别热心而又懂得分享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每次回学校,不管是从天津的家里回来,还是从外地旅游归来,总会带上各种小纪念品,分赠给朋友们。这佛珠也是这样,见者有份。李乐一直戴着,在付成励出事后也不愿取下。

  “真诚、热情、直率、简单、一根筋。”这是朋友们在描述付成励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他总是能从生活里找到简单而美好的东西,昌平校区与十三陵水库相邻,阳光灿烂的日子,付成励就会突发奇想,邀李乐骑单车同游十三陵,享受阳光。李乐有时候故意以不会骑车为由拒绝,付成励并不在乎,一口承诺自己骑车带她,还张罗着再邀上其他朋友。这些都与凶案后政法大学校方的评语“性格内向,成绩和表现一般”大相径庭。事实上,校方的评价对于付成励的朋友们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他们尊重逝去的程老师,但同样珍视昔日好友,希望犯了罪的付成励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付成励关系并不算亲近的萧寒(化名)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只比付成励高一届,但她喜欢用“这孩子”来称呼这个学弟。这种身份上的距离感,除了年龄或许也源于两人在社团中的不同职位。2006年4月和付成励在社联公关部共事的时候,她是部长。以前的大学校园里只有分散的各种社团,后来才出现了社联这样的组织,由校团委直接领导,专门负责管理社团,和学生会一样,有着官方性质,可以在未来各种选拔和求职中“加分”。在各社团中活跃的一般是“大一”新生,而社联看重的则是“大二”、“大三”的学生。社联公关部有两种职能,外联和礼仪。礼仪是负责各种大型活动的礼仪接待,而外联则是整个社联最核心的部分,负责拉赞助。萧寒觉得,其实公关部是一个“很费力不讨好的地方”,“整个社联钱的压力都集中在公关部,能拉来赞助,是应该做的分内事,而拉不来,就是没能力”。

  拉赞助并不容易。学校附近任何一家新店开张,小餐馆也好,饰品店也好,都得在第一时间过去磨嘴皮子,以在社联刊物上发布广告作为赞助款的交换。公关部因此成为公认最能锻炼人,也最能和社会接轨的地方。虽然很能凸显个人能力,但能持续留下的人并不多。付成励“大一”就加入社联公关部,李乐去的稍晚一些。到了萧寒接手的时候,最初的10多个人已经减少到只剩3个,付成励和李乐都留了下来。萧寒当然明白拉赞助的难处,“每次能拉来一两百元就很高兴了,500元就顶了天了”。付成励一直显示出他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能力,他以自己的热情和幽默,总是能和周围的店主搞好关系,而且拉来过几笔大的赞助,算是名声在外。萧寒对付成励的第一印象也很深刻,“刚好赶上社团文化节的前期招标,这工作跟公关部无关,他是公关部唯一义务过去帮忙的,感觉很有能力很能张罗”。

  在萧寒成为社联副主席之后,付成励也被任命为公关部部长,可任职没多久,就在2006年换届选举的时候被撤了下来。萧寒告诉我,这是因为领导层都感觉付成励“后来心思就不在公关部了”。可李乐一直替自己的好朋友觉得委屈,在她看来,付成励之所以被撤,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新任主席并不喜欢他”。李乐说,付成励是那种“不喜欢做表面功夫的人”,他不喜欢写那些格式严谨页码颇多的计划书,但并不等于心思不在工作上,可这种随意在领导眼中更像是破坏规则。而且付成励很多时候也有些太随便,“社联开会的时候,还会穿拖鞋过去”。种种细节叠加,让李乐和公关部的其他人都清晰感觉到,“主席不喜欢付成励”,可让李乐惊讶的是,“只有付成励自己傻乎乎的一点都不知道”。有一次付成励还拿着手机跟李乐说,自己在跟主席发短信开玩笑,李乐“当时心里就很崩溃”,可又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提醒他。

  被撤掉部长职务后,离开了社联的付成励义务做了许多事情,帮助李乐适应公关部的工作,甚至还会主动跑出去联系好赞助,然后通知李乐去接手。昌平校区的商家赞助到后来越来越难获得了,付成励后来需要坐车到市区才能发现新目标,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这功劳不能记在自己名下。这也让李乐始终觉得,付成励是那种最没有心机,也绝对不会算计别人的人。相反,他特别仗义,“能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去做”。还有同学见证了他的好人缘,“夸张到一次跟他一起横穿学校,他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手就没放下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小敬(化名)眼里,同班同学付成励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独生子女群体里,能像他这样总是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并不多。虽然在班级里没有任何职务,可大学三年下来,他不仅包揽了宿舍里所有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的活,而且“班上只要有同学生病,陪床的就一定是他”。

  这种对于感情的真诚,单纯得未经污染,还有很多事例为证。比如“大一”第一学期,班里有同学夜里突然患病,被送到区医院,晚上他回来比较晚,听说之后执意要赶去医院,可宿舍楼下的大门也已经锁了,结果他从三楼跳窗出去赶到医院。早上5点同学醒来看见他趴在床边很惊讶,知道详情后感动得哭成泪人,这也是这个个头1.80米的男同学在大学里唯一一次流泪。李乐生病时也被付成励这样细致地照顾过,在电话里跟母亲说,母亲都很惊讶,“怎么还会有这么热心的人?”

                    端倪:少年心事

  大学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迅速从指缝中溜走,今年9月份暑假过完,李乐和付成励都成了“大四”毕业生。这种标签般的身份,也意味着他们需要认真思考人生的下一步,在众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李乐和小武一样,都选择读研,但付成励打算就业,考公务员。

  从初中到高中,付成励的成绩在班级中一直都很拔尖,天津东丽区他就读的两中学,老师们能回忆起来的印象,符合所有好学生的标准,聪明好学,成绩好,爱运动,乐于助人。尤其在天津市第一百中学,高中的几次分班考试,付成励一直在实验班,成绩保持在年级前15名。不过进入大学之后,他自我评价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更看重社会实践,而不是功课。虽然成绩如今在大学里也成了个人隐私,不过因为关系好,李乐还是知道付成励的成绩很一般,“他不在乎分数,觉得只要能过就行”。

  按照学校规定,“大三”暑假,学生们都要完成实习。他们有各种选择,律师事务所或其他机构。付成励和小敬都选择了报社,今年7月到9月,他们一起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版暑期实习生有四五十人,统一由记者部主任管理,每周几次选题会后,就分成不同的合作团队完成采访。主任记得这两个学生,付成励“很积极,也很努力,奥运会期间领衔做过好几条大稿子,还发过海外版头条”,不过他对小敬印象更深刻,“更有悟性,表现更突出”。主任现在能回忆起付成励的,还有“这孩子不太懂事”,连带也就想起“他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很愣很愣”。

  这种眼神可能在陌生人看来是冒犯,可在朋友眼里,付成励就是这样,“看人直勾勾的”,“做人也不加掩饰”。李乐说,付成励并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人,不能敏锐察觉朋友们的心事,就像他不能察觉自己不受社联领导喜欢一样。不过,假如直接挑明了告诉他自己遇到麻烦或者情绪不好,那他就会实心实意地送上关心。可当他决意要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太过排山倒海,有时候“真会让人觉得很有压力”。虽然会用夸张的语气抱怨一下付成励关心人时的用力过猛,但回忆起这些,李乐都会不自觉地笑,传递出她所感受到的温暖。

  可李乐也觉得,热心的付成励并不是一个喜欢倾诉的人。也许是他总挂着招牌式的笑容,所以朋友们很多时候也会忘记,这个简单通透的人也会有心事。李乐意外发现过付成励的一次异常。某天上午,她也是突发奇想给付成励打电话,结果付成励说自己正在14楼。那是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最高的一栋主楼,14层已是顶层。李乐很讶异,赶紧追问,而付成励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奇怪,说自己在这里想些事情。李乐觉得不对劲,让他下来,不然自己就马上过去找他。结果付成励说不用了,约她在食堂见面,一起吃饭。李乐在10分钟内赶到约定的食堂,没多久,付成励也来了,看到她,依旧是招牌式的笑容,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今天你算是救了我一命”。李乐大惊,斥责他没事胡思乱想,付成励也没有过多的解释。再后来,两人的话题就在用餐中扯到了其他地方。

  这异常李乐也仅发现过一次。后来的付成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古道热肠。“大四”开学之后大家各自为前途忙碌,只有他依旧那么公益,把自己搜集到的各种就业信息,比如公务员招考之类及时发邮件或短信告诉朋友,怕他们错过了。朋友们不会写求职履历,他甚至还会帮着做一个模板,给别人参考。李乐很努力想回忆起这个时间,但记忆还是像碎片一样很难缀联起来,更何况这一天前后都那么普通。仔细想了又想,她只记得是在今年夏天,“5月份他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到7月份去实习之前的某一天”。

                    成长:初恋的忧伤

  爱情就和专业课一样,差不多也成了大学里的必修课。这是个甜蜜而又让人困扰的话题。从女生的角度,李乐抱怨昌平校区里男女比例过于失调,以至于“姐弟恋”在政法校园里成了传统。同样从女生的角度,她注意到热情的付成励其实是一个感情上很羞涩的人。“他可以主动交很多朋友,但如果让他去追一个女生,他绝对不会主动。”她也疑惑地问过付成励,得到的解释很青涩,似乎是付成励以前有心仪的女生,主动试探时候遭到拒绝,此后就很退缩,害怕再被拒绝。

  羞涩的付成励还是恋爱了,初恋,时间是2007年。女孩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保送研究生,比他大了近3岁,成绩非常好。恋爱后付成励和李乐的联系一度变得少了,她因此也取笑过他,“甜蜜起来就忘记了朋友”。据李乐所知,付成励和女孩是经朋友介绍的,“认识的时候对方已经是研究生了”。李乐强调这段感情“是女孩主动的”,女孩喜欢叫付成励“弟弟”,也会发来短信说“想弟弟了”。付成励会拿给李乐看,证明女孩已经喜欢上他。可李乐会泼冷水,提醒他“对方也许只是把你当弟弟”。付成励不这么觉得,他举出更亲密的例子,某天女孩送他乘公共汽车回昌平,在车站的时候“亲了他的脸一下”,李乐也就不再打击他。中国政法大学分成蓟门桥和昌平两个校区,研究生在蓟门桥,这段恋爱谈得有些辛苦,李乐说付成励“经常要跑到市区去,路上要花近1小时,很多时候一个星期也见不到女朋友一次”。或许也因为如此,朋友中见过这女孩的并不多,女孩有时候也会过来昌平校区,和付成励的室友们吃过饭;而付成励去蓟门桥校区的时候,也见过女孩的一些朋友。

  作为好朋友的李乐并没能见过这个女孩。有一次,付成励特意带她去跟女孩吃饭,两人坐车从昌平赶到蓟门桥,原本已经说好了,可等他们到了,女孩怎么也不肯下楼,“就说自己累了,不想下来了,也不让付成励把带给她的东西送到宿舍,说放在楼下传达室就可以了”。李乐因此觉得这个女孩性格有些奇怪。面对这种冷遇,付成励却不介意,李乐只好自己分析,“也许他已经习惯了”。李乐还见过晚上付成励在网上和女朋友聊天,经常是“他在不停地说,可他女朋友偶尔才回应两句,等付成励不说话了,就说早点休息吧,还发来一个笑脸,让人很崩溃”。这段感情,至少在李乐看来,和自己理解的恋爱太不一样。

  而更多隐情,她也是在今年初两个人闹分手的时候,才有更深的了解。不善于倾诉的付成励还是选择了向李乐诉说部分心事,这心事过于隐秘,以至于李乐也觉得,付成励之所以会说,实在是因为内心太过困惑,“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女朋友,对方才肯接受”。李乐听来的故事,带着伤痛。女孩是法学院的,初入大学不久,还没有经历过恋爱的她被程春明老师所吸引,“和程老师发生过关系”。从时间上推算,那是2003年左右,那时候的程春明还在第一段婚姻里,或者说第一段婚姻的尾声。这段师生纠葛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两人后来也分开了,但这段经历让女孩陷入了某种心理上的困境。虽然她并未因此恨程春明,但此后也没有交过男朋友,付成励是她第一个正式交往的男朋友。李乐无法确认这故事的真实性,她只是听到付成励的转述。但她从女性的角度,觉得不可能是编出来的,“没有女生愿意这样抹黑自己”。

  付成励是一个在感情上很传统的人,他当然被这隐秘的往事所震撼。可他的回应并不是放弃,而是“一定要娶这个女孩”。李乐后来才知道,付成励听过女朋友的倾诉后,2007年的国庆长假,迅速把女孩带回了天津的家,告知父母,这就是自己未来要娶的人。李乐也疑惑于付成励的举动。可付成励执著地认为,既然女朋友连这么隐秘的往事都告诉了他,证明了对他的信任,自己因此“必须肩负起责任,一定要娶她”。这逻辑也让李乐“很崩溃”,她劝过付成励,也许对方未见得需要他承担这个责任,可付成励执拗地认为,“不承担责任就不算个男人”。

  可在付成励的描述中,女孩的反应更让李乐疑惑。女孩那一方的情感在直线降温,“说出往事以后,付成励对她越来越好,可她反而越来越冷淡,到后来基本上就不搭理付成励了”。

                    伤痛:撕裂的青春

  付成励的家在天津东丽区的一个小村庄。东丽是天津外环线外的郊区,从天津到塘沽的津塘公路和轻轨并行,从村里穿过,把村庄分隔成南北两半。便利的交通条件,也让这里成为东丽经济开发区所在,土地已经被大规模征用,林立的厂房也吸引来许多外地打工者,村里人不再靠土地谋生,而是寻找与开发区相关的副业。

  付成励的父亲十几年前就从黑龙江来了东丽,他有一门修车的手艺活,也靠这个在天津扎下根来。付成励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跟随母亲从黑龙江逊克农场一起来了天津。网名叫“东京冬天”的小学同学还记得,付家刚来时候,家庭条件很不好,“一开始我家里人还不叫我和他玩”。可后来,付成励的爱学习和乖巧迅速赢得了邻居们的喜欢,家长言语间就变成“你学学人家孩子”。付家陆续搬过几次,大约在2000年付成励读初二的时候,搬到了现在的村子。这对夫妻留给村里人的印象是“朴实、本分”,夫妻俩凭借自己的勤劳2000年前后也在村里买下了一处平房。早年村里的平房可以买卖,房子不大,花了大约5万多元。村里常见的四合院式建筑,院墙围起来,进院门正对着的是一个“福”字照壁,绕过照壁就是主屋,三间房子,全部加起来不过30平方米。进门是客厅,左右两侧分别是付成励和父母的房间。像老北京的四合院一样,房子里没有单独的浴室和卫生间,公厕在离他家不远的村口,风过,异味刺鼻。

  买房置业后,付家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紧张。父亲依旧在厂里修车,而母亲换过很多工作,“最多的时候一个人打过三份工”。至于付成励,转到村里初中之后,成绩依旧很好,他爱踢足球,也迅速融入了新环境。2003年中考时候,考上了东丽区第一百中学,这也是东丽区最好的一所中学,面向全市招生,能从村初中考过来的,每年不超过10个。2006年之前,第一百中学可以招收外地生源,叫做借读生,但学费高昂,每年要1.5万元。付成励虽然跟随父母到了天津,但他的户口还在逊克。他的求学,和许多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一样,有各种门槛。但付成励很争气,几乎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从3000元到5000元不等,这也是校方为优秀借读生缓解学费压力的一种举措。

  高中时期的付成励人缘一如既往地好,他也符合了家长们所有的期待,“孝顺、懂事,听话,学习好”。当付成励2005年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邻居们都不觉得意外。大学的学费比高中时的借读费少多了,付家的家境也开始逐渐有了起色。大约在付成励上大学之后,付家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挨着院墙,在院子里修起了4间豆腐块般的平房。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外来打工者越来越多,这些简陋的房间可以按每月100元的价格租出去。只是依旧没有独立的浴室和厕所。他的母亲也不必那么辛劳了,现在固定在一个肉类加工厂里打工,帮工人们做饭。村里人原本也觉着,还有一年付成励就毕业了,辛劳的父母看起来可以享享儿子的福了。

  村里也有人去年国庆节见过付成励带了一个女孩回家,付成励个头1.75米,白净瘦弱,女孩比他矮,看起来很斯文。女孩在付家待了一两天,后来邻居还在和付成励母亲闲聊的时候问到过这事。付家只有这一个孩子,他的母亲一直以他为荣,也会和邻居们分享他的成长点滴,比如去报社实习,比如打算考公务员,交女朋友的事当然也不例外。根据邻居的说法,母亲对付成励的恋爱态度比较犹豫,听说是女孩家境很好,父母在司法系统,她因此担心因为家境过于悬殊,付成励很可能被对方的家庭所嫌弃。只是父母也知道这是儿子的初恋,他们因此并不是过于担心,年轻也意味着充满变数。

  可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儿子的感情其实很不顺利。李乐说,按照付成励的说法,他对那女孩越好,女孩越觉得有压力,屡次提出分手,说自己配不上付成励。3月份时候两人就闹过分手,李乐劝他试试把感情降温,不要对那女孩太好,也许对方就不会太有压力,或者干脆分手。李乐也知道付成励的关心常常用力过猛,在朋友的角度都会觉得受不了。可付成励不这么想,他觉得“她已经受过那么大的伤害,假如我要是对她不好,就会让她觉得我嫌弃她”,更谈不上主动和女孩分手。

  可今年5月的某个晚上,李乐接到付成励的电话,说他和女朋友终于还是分手了。电话里,付成励很郁闷,说女孩求他放过自己,他只能放手了。虽然在李乐看来,这分手更像是必然,但她还是耐心地劝慰付成励。说出这段隐秘的故事对李乐来说并不容易,她在描述时尽量保持中立和克制,只转述自己听到的,并不妄加猜测,也不做过分的评论。她甚至还会看着我的眼睛,很真诚地要求我,“可不可以不要说那个女孩不好的话?”她说,付成励很在乎这个女孩,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她。

  虽然李乐与付成励有过如此密切的交谈,但她还是无法梳理出那天晚上付成励行凶的动因。毕竟对程春明的厌恶,付成励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有了。付成励并不认识程春明,也没有选过他的课,可在听过女孩的故事后,就对这个名字生出了本能的厌恶,李乐也受了一些影响。付成励觉得,虽然是多年前的往事,可这事情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女朋友,而程春明作为成年人,作为老师,行为上有不道德的地方。李乐劝过他不要过于在意,毕竟是以前的事,何况女孩自己都不恨程春明了,可付成励坚持认为程春明“做了不好事情,就是坏人”。

  凶案发生的时候,李乐在市区上辅导课,晚上才从朋友的短信中获知,听到遇难老师是程春明,“心里当时就愣了一下”,她马上给付成励打手机,关机。发短信,没有回复。到了深夜23点,最终确认了行凶者就是付成励,当晚一夜不眠。第二天下午男朋友陪她回了昌平校区,校园的拓荒牛塑像前摆满了祭奠的鲜花和卡片,只有一张是给付成励的,让他“坚强地活下去”。李乐说,她想了好几天,觉得付成励太傻了。这场剧变也让她明白,“这世界并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还有很多是灰色的”。成年人世界里的普世原则,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却是在撕裂般的疼痛中才领悟。

  李乐和付成励的其他朋友一样,陷入了双重的悲伤和困惑。逝去的程老师,就算曾经有过错,也错不致罪,而付成励,面对未来司法审判,也许要面临漫长的牢狱之灾,他的青春已经戛然而止。还有程春明的妻子,李乐说起来的时候,会陷入沉默,“我们后来才知道程老师又再婚了,妻子正怀着5个月的身孕,怎么可以宝宝一出生就没了爸爸?”付成励的父母在出事以后连夜赶往北京,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宾馆,后来去宿舍收拾付成励的行李时,有同学见到过,那场面让他们至今心酸:“他妈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脸上一直保持着笑容,没有当着同学们掉一滴泪,还安慰来送行的同学说,你们都要好好的,好好学习。”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涉及的大部分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也隐去了部分地名。实习记者徐菁菁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