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一年一度的四月一日又到了,也许是因为五一长假的流产,更多的人开始把放松的希望寄托在四一愚人节这个外来节日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看到任何新闻都会先犹豫一下,这是不是“愚人节把戏”;可是看到广电总急《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犹豫。话说回来,其实平时假新闻多的去了,发指程度远远超过这些愚人节的恶搞新闻;而四月一日也不一定都是些没营养的新闻,例如:《官方媒体称中国政府承认国民党军抗日烈士身份》(遗憾地是我没有在《新华网》找到原文),关于这条新闻看我Blog的老师们应该知道为何我会有所感触。

也许是与我学习工科专业和从事的工作有关,如果确实周遭压力和逆境,愚人节时的“自娱自乐”在我看来总略带点“自欺欺人”的影子。但即便是如此地不情愿,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这么骗自己,至少,每年有这么一天可以给我们折腾呢。

Youtube被关了之后就看不了精彩的视频了,唉,关墙,上图(来源连接),不许联想:

最后想说几句:几周前,一位行业内功成名就的友人告诉我,在桂国,压力常常来自于生活中认识的人。我觉得这个说法颇有意思(例如我把RSS过滤了几次之后要舒服很多可能就是和这个论点有关),不知诸位是否有同感?具体描述是:“当你事业进展顺利的时候,高中或本科阶段的同学会感到心存压力;当你的同学事业进展顺利的时候,你会心存压力;而对于陌生人,则该现象不存在”。由于从小接触的部分同学都是“XX子弟”,这种想法在我心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但我正在尽力改正之:压力只会来自于自己。因周围的人而产生压力是一种失败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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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找房子的时间又到了,去年在博客上找到了住所,十分感谢诸位。由于工作原因,我必须前往海淀一带,因此,又要麻烦诸位北京的朋友们帮忙了。简单说一下我的要求:

  1. 在地铁10号线沿线,西边最好,即:
    巴沟、苏州街、海淀黄庄、知春里、知春路、西土城、牡丹园,等;
  2. 小区干净,不要过于老的房子;
  3. 最好是35平米以上,一居室、干净、朝南;有厨房、卫生间;不与人合租;
  4. 最好能找到房东本人,因为如果靠谱的话,我愿意一次性支付一年房租(降低中介的信任成本和欺诈成本);
  5. 中介勿扰

如果有合适的房源或者小区推荐,也请直接留言,谢谢!

纪念一位亲人

(本文最初于09年2月在武汉完成,现稍作整理,记录在我的个人博客里。)

当我在这片土地上的亲人,无论是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一位一位逐渐离我而去之后,我才深深地怀念起这里曾发生的一切;当我自己都越来越不习惯操着一口略带北方口音的武汉话和“亲戚们”喧寒问暖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一直不曾离开的故乡竟然已经变得如此陌生。现在,只剩父亲远在广州,我已经没有第二位(民事法律范围内的)直属亲人了。虽然我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朋友圈子、事业基础和奋斗目标,但对“家庭生活”的怀念和憧憬,一直没有停止……

我的爷爷葛苓先生于2009年1月29日因脑溢血去世于武汉一家敬老院;去世前50小时,父亲和我从广州赶到,遗憾的是,由于病情过重,我们并没有能够进行一次对话,而爷爷也没有能够看到我们最后一面。

老实说,我和爷爷的关系一直不好,我不少少年时代的好友都知道。

爷爷在我心中的记忆,始于八十年代末,止于2009年。他曾经是我最喜爱的亲人,也曾是我最反感的家庭成员。2003年秋,我的奶奶和母亲去世,我因为家庭原因彻底与他决裂;而直到我看完他的一篇《我的前半生》(后附)后,才意识到那个年代的悲剧是多么地残忍,才明白他背负了时代和意识冲突所造就的巨大冤孽长达数十年。

似乎是1987年左右,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爷爷就开始教我读书写字,辨认晚霞与黎明。他的额外辅导使我很快识字、造句。1990年,我顺利地进入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附近质量最好的小学)。

起初,我很感激爷爷,也很欣赏他对自由的追求。我会把很多在学校遇到的见闻说给他分享,他也会对我和同学相处的方式发表评价和意见。然而,我对爷爷的好感不久便结束了。

那是90年代初,国内经济疯狂发展。然而,爷爷因为历史问题和性格问题,一直没有参加工作。尤其是他性格倔强且理想过于“远大”,一直渴望致力于公益事业(主要是环保)的发展。他希望他的理念能够影响那些具有决策能力的人,并坚持不懈地通过长篇大论的信件和他们联系。也因此遗憾地落得如“爱写长信的人”之类的讽刺(一位领导对他的评价)。由于有奶奶的支持,他也并不在意自己没有收入。巧合地,我所在的环境,多是纨绔子弟,在那个时代,物质上的攀比也开始渐渐“加热”。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就认为,“男人赚不了大钱,就不成其为男人”。今天,我为曾经抱有这种幼稚、功利的想法感到很内疚,然而,今天的忏悔肯定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使得爷爷长期无法赢得我的尊重。

回头来看他的悲剧,我觉得心中充满了悲痛。作为一个没有体会过50-80年代发展的人来说,我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去模拟当时的场景,但我的精神总是会走入出极其无奈的深渊 – 似乎这种悲剧是我无法模拟下去,更无法改变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他莫须有的“罪名”,被洗脱。

附:《我的前半生》 – 葛苓

我于1924年12月4日出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原光化县)薛集镇秦集大郭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原名郭廊清,又名郭清廉,后改文学笔名葛苓。从40年代末至今,除极少个别至友知道我的原名,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我叫葛苓。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家境在郭庄还算过得去,由于兵荒马乱,世道日下,我们家也渐渐每况愈下,直到穷得丁当响。我兄弟两个,还有两个姐妹实在可怜,成了穷人家当地重男轻女陋习的牺牲品,在她们刚出生的一瞬间就被溺死了。母亲撕心裂肺的哭泣声摇移了整个村庄……当我长大成人听说了这件事后,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我后半生对人性的感悟,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关爱与此都有联系。

据母亲讲,在哥哥还只四岁的时候,曾被土匪绑架过,母亲打听到土匪头子姓刘,与娘家沾点亲戚关系,就只身勇闯匪窝,颇有当年杨子荣之胆,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也舍了些银子,救出了我哥哥,成为当地流传的一段美谈。

哥哥大我好几岁,等他中学毕业后,凭得一手好字,给一个财主家作管账先生,婚后生有一女,名郭佩芝。

1938年,我才14岁,因受抗日宣传的鼓动,冒称16岁在国民党通信兵团当了兵。当时,在国民党部队里,还保留着旧军阀的所谓体罚制度,刚去不久我不小心丢失了一支枪,受到十军棍的笞打。那个所谓下令要人教训我的国民党军官,激起了我内心无比的仇恨,这的确是埋下了我憎恨国民党的种子。

抗战期间,部队在桂林时遇到共产党地下党员范真(学淹,福建老区人)。后又到恩施,作为学习情绪尚未低落的中学生,我几乎受了他的革命教育为时达三、四年之久。由于范真等地下党人的活动,我们经常能阅读到大批在国民党军队里严禁的革命小册子、报刊杂志。范真实际上经常与延安联系,我当时不仅能为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已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发展对象。

1941年,我们部队正好在重庆,见证了日本人的血腥和残忍,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 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期间日本对重庆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以上,超过10,0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每次空袭前我们都要躲进防空洞,1941年6月5日18点,日机突然夜袭重庆,缺少准备的市民闻警后仓惶涌向就近的防空工事。当晚,蜂拥挤进位于较场口的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三段防空隧道的避难者达六千多人。这次空袭,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空袭长达三个小时之久,五个多小时才解除空袭警报。在严重超员和长时间的”疲劳空袭”下,由于隧道内避难人数超过容量,加之通风不畅,许多避难民众窒息、践踏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据当时埋尸体的工人说,用了20辆卡车,一天一夜才将尸体运完。以此计算,死亡人数在12000人以上。其中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4000多具。其现状惨不忍睹。

不久,父亲去世,又不久哥哥得了猩红热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42年,随着父亲和哥哥的相继去世,家里日子越来越难以维继。

老家母亲和寡嫂拖着一个几岁的女孩无法面对生活,托话要我回家,当时我已经小升了几级,顺带了一个勤务兵请假回家看看,在家人的哭泣要求下,凭着电台的特殊技能,受骗考进了一个说是不离开老河口的财政部缉私处电台。1944年,老河口沦陷,部队还是离开了家乡。我曾三次被派往日占区:随县、安陆和老河口作地下情报工作,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也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

由于在国民党部队里,我一贯左倾,所以在抗战胜利后不仅没有升官受勋,反而成为第一批资遣的对象。在家呆了一年左右,1947年,迫于生活不得不又利用驾轻就熟的电台技术到伞兵总队电台工作,并先后数移其位。在这其间我的交往对象仍是一些共产党地下党团员,如:

  1. 解放后《长江日报》的邰克勤;
  2. 解放后武汉市交通局的李泽沛;
  3. 解放后湖北大学《中学语文》主编孙昌前;
  4. 解放后《河南日报》文艺部编委朱藜路。

我喜欢写文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的处女作是在五战区由碧野主编的《阵中日报》上发表的。我还给共产党进步报纸,由老作家李蕤主编的《前锋报》撰稿;给武汉老诗人曾卓、天风主编的《大刚报》撰稿。1948年,我曾与青年朋友张国香(现江夏区文化馆作家)在他父亲的帮助下带着电台准备在襄樊国共交界线以南到处寻找突破口,投奔解放区,但因国民党岗哨太密太严而终未能成功。

大约在解放前夕,我就作主把家中唯一的还只有14岁的侄女郭佩芝送到解放军部队里去了,1958年转业分配到湖北省话剧团当了演员。她在部队表现相当不错,但由于我的历史问题,影响了她的个人婚姻,她人长得非常漂亮,一位后来升至为将军人向她求婚,被组织上强行制止了。这种打击至使她一直精神出现严重扭曲,虽然她后来也成了家,但这种心理阴影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影响最终导致家庭破裂,也导致她精神失常,造成了另一个人间悲剧。

在国民党兵败溃逃之际,多数人(像我这样级别的)逃往台湾,而我却在武汉解放前三个月离开了国民党部队。1949年五月,武汉解放,我与大多数市民在马路旁迎接解放军进城,几天后,《大刚报》上就刊登了我的文章《热闹与热烈》来表达我和武汉人民一道欢迎解放的心情。

紧接着,我与新婚之妻双双考入中原大学(为快速培养党的干部而建的学校)。在中原大学一进校,我就向组织上彻底交待了我的历史,赢得了学校领导的好评。我一向都是积极分子,曾任过戏剧组长、学生委员等职。经过一年多短期的学习和锻炼,我被分配到武汉市市总工会工作。在工会工作期间,也受到领导的好评。儿子出生不久,我那时显得异常快活,感到非常幸福,其中也包括家庭的温暖。

但是好景不长,镇反前夕,正当我在办公室伏案写诗的时候,市总工会黄民伟部长叫我去和一位公安局的同志重新交待一次我的个人历史,谁知原来把我当成了军统潜伏在大陆的特务,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我郑重地予以否认,他们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交待,通过一个非常逻辑化定式下的结论:你为什么不跑到台湾去?是的,你表现得非常进步,所有潜伏下来的特务都会伪装进步。这种逻辑就像当年把大批回国支援国家建设的专家视为间谍一样,国外那么好,为什么回国,不是带着任务,叫人怎么相信,实在是荒唐之及。

因为怎么也找不到证据,四个月后的一次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去做公安工作,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表示服从分配,静等通知,谁知一等就等了三年半,1953年春,等到了判刑八年的宣判,送往北大荒,一宣判我就口头申诉,出入太大,请政府慎重再查,结果石沉大海,很久以后的日子我们才知道这种判决是根据上面文件按在国民党部队的军阶划定的,并有一定的比例。

1959年,我刑满释放,但关系还在东北兴凯湖,家里已有很大的变化,爱妻张文瑲为了下一代的安宁而与我违心地办了离婚手续,儿子九岁,老母亲还跟儿子他妈住在一起,我即赶回家探望,儿子他妈张文瑲也已是裕震子弟小学校长,她幼稚地认为:既然人都放出来了,以后就不会有事了,同意复婚。不久母亲去世,我又回北大荒去办理手续,1963年我彻底回来了,那知以后的日子更可怕,刑满释放犯、历史反革命等帽子一直压了一辈子。家里特别是儿子受到的影响非常严重,文化大革命怎么熬过来,那个时代的人都可想而知。改革开放后,我要求平反,街里干部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帽子,无反可平。当然,原来法院的判决并未更正。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后来我也作过努力,但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坚持不懈一遍、两遍、三遍……十遍、二十遍、甚至五十遍、六十遍地上诉直到彻底平反。一遍不行我也就再也不去想它了。这也就是我落了个盖棺不能定论的悲惨下场。

嫁对人,天天都是情人节

这段视频是2月11日才上传的,现在已经相当火爆了。

标题《嫁对人,天天都是情人节》是武汉鲁巷附近的一块公益广告口号,我觉得配这视频挺有意思。

客观地说,很多时候国产产品的确不如国外的好,但节日方面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中国的传统介入。这里替中国情人节做一下公益广告: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大家过西方情人节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中国情人节哦:)

附,三段近期流行的情人节笑话:

老板的情人节
对老婆说:吃饭!睡觉!
对小姨子说:吃个饭,睡个觉
对美人说:吃吃饭,睡睡觉
对小蜜说:吃饭饭,睡觉觉
对员工说:吃什么饭!睡什么觉

切记巩固老情人,发展新情人,保护小情人,提防知情人,祝老情人不老,新情人不跑,小情人不少,知情人不扰。

情人节这一天其实可短暂了,手一拉一松,一个情人没了,嚎~?手再一拉不松,变老婆了,嚎~?情人节这一天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不?就是“和情人一起过,手都不让拉”情人节这一天最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不?就是“手都拉完了,情人和别人过去了”情人节这一天最最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不?就是“拉着小情人的手在街上走,碰见老婆还拉着别人的手”

我爱武汉,可她还是那个武汉么?

我在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度过了童年时光。对“卓刀泉”三个字,我有着言语难以形容的情感。1999年我从卓刀泉中学毕业考入武昌区的湖北省实验中学,之后便很少再回到这里;2003年南下广州,2006年北上北京,卓刀泉在我心中的主要记忆,大多定格在了1999。

儿时喜欢看汽车沿着公路飞驰,环绕起伏的立交桥最让我感叹不已。那时最羡慕那些住在小东门附近的孩子:家门口就有武汉最早的一座立交桥。而沿着华师东门往北的大下坡(卓刀泉南路)与武汉市洪山区第一主干道珞瑜路相交汇的路口,无论交通状况多么糟糕,事故发生多少次,一直都缺一座立交桥。

长大后,在广州和北京,我走过无数座层次各异的立交桥:从广州机场高速的三元里出口到北京八达岭高速大转盘,花样各异的立交桥早已不再吸引我了。

这次回武汉,欣闻卓刀泉南路和珞瑜路交叉处修建了一座立交桥,我甚为激动。虽还未完全竣工,我还是决定专程绕过去看看。

然而,我却被这座城市的改变震惊了!

武汉的公交近几年蛮横我在北京都听到有人抱怨,这几年更是出现了不少公交司机被殴打的视频,然而今天,我才数年来亲自体会到武汉公交的蛮横:

在小何西村站等公交,一辆581漫不经心地停在一辆刚进站的529之后,距站牌足足有两个车位之远,与人行横道之间还隔着一条车道!我本以为这辆车会正常进站,谁知司机居然就在那个位置开了车门开始上下乘客。我只能慌忙赶过去,还没等我踏上车,司机用久违的武汉话冷冷大叫“快点撒,快点!”。我半个身子还没站稳,车就启动了。我几年没在武汉坐过公交,也不知现在价格是多少,于是便问司机,谁知他居然说道“你自己瞄下子那边”,破旧不堪的投币箱上写着一个暗暗的“0.90”,无奈之下,我只得扔进一元作罢。之后所经之站,几乎都是同样的状况,司机不是吼乘客上车慢了,就是怪乘客不会自己看站牌和金额,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一次态度好的!转车的时候,等了几辆车,没有一辆能把车停在站牌处的,我在站台也完全找不到公交站牌,车身上糊满了“女子医院”和“男性健康”的广告,更是不知坐哪辆是好。

如果说公交司机上班压力大还情有可原,那么另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则让我对这个城市充满了陌生感:

在广埠屯人行道上,我边走边从包里掏手机,不慎滑落了两枚一元硬币,我俯身捡起一枚,正当我准备去检另一枚时,迎面走来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一个跨步上前把那一枚硬币捡起,放在她的皮包里,面不改色地继续行走。我当时就震惊了,甚至都不知道该作何种反应……这只是一元硬币啊,要是我掏钱包银行卡掉了那岂不是她要趴在地上抢?

我知道武汉显然不会沦落到所有的公交司机都不进站停车,更不会沦落到路人看着别人一枚硬币落地还要去抢,但这两件事情却偏偏被我遇上了。如果我没有记错,上个世纪的武汉,应该不是这样吧?

1924 – 2009

我是一座平凡的绿岛

望大海,我无比渺小。

是大自然的图腾,

未经人工琢雕。

国周,跳跃着纯净的浪花,

心底,沸腾着激越的海潮,

当渔船起碇出海,

我喜欢引颈远眺……

不仰攀参天大树,

不蔑视路边小草。

我既爱蟋蟀轻歌的静静谧,

也爱听大海愤怒的咆哮。

闪电,带来对我的雷击,

狂涛,没使我坍塌歪倒。

十二级台风,又怎能把我从磐石

基层上震翻刮跑!

用白帆扯满理想,

让岩松表达自豪

用珊瑚抒发爱情,

让椰子象征富饶。

我以我的纯朴宣誓,

我以我的坚韧招标;

终于赢得了——蓝天的信任,

博得了——大海的友好。

闲话周末(02/01) – 草泥马隔壁迎新春,蠢爸爸宅内反美帝

草泥马隔壁迎新春:


(注意听后面那句“在缓缓的落日下”,我开始怀念赵老师了) 

在荒茫而美丽的马勒戈壁上。生活着一群顽强的草泥马。(因为草泥马实是主要物种,所以马勒戈壁又叫草泥马戈壁)草泥马们克服了戈壁的艰苦环境,并顽强的生活下来。戈壁上缺少水缺少食物,草泥马能进食的只有一种草——卧草。然而卧草一般生长在人类的聚集点附近。所以草泥马一生都是于人类相依为伴的。 
   
在一个草泥马群居点。笔者认识了朝泥族青年,朝泥两次。他告诉笔者部族里只有成年男性才可以配有一匹草泥马草泥马分为三个品质。最下等才叫做草泥马。中等的叫做卧槽泥马。而最上等的是狂槽泥马。狂槽泥马是马王,要部族里骑术最好的人才能获得。朝泥两次说自己因为骑术好。还没成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狂槽泥马。说完他立刻露出的腼腆的笑容。随即笔者来到了朝泥两次的家。他的母亲热情接待了我们。喝了些许马奶,就到了睡着了。醒来后发现朝泥两次的父亲朝泥大爷也回到了家。我便跟朝泥大爷聊了起来。朝泥大爷显现出了忧伤的表情:“日子不好过了,我们家以前是买马匹的。现在改行割皮包了。因为草泥马吃的食物卧草几乎全被一种叫河蟹的动物吃掉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河蟹是怎么来的。但是随着食物的减少。草泥马数量也在急剧减少。”说罢流下了痛心的眼泪。 
   
鲜红的晚霞和岩石如同一对轻骑。护送笔者离开马勒戈壁,在缓缓的落日下看着一群一群的草泥马湮没在沙尘之中。或许如果不保护环境。最后倒下的必将是人类。 

蠢爸爸宅内反美帝: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经常会在卷子上写“打倒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以博取高分……一晃十年了,怀念啊。

PS:以上两段视频中,有一段视频的背景音乐曾经在我之前的“闲话周末”系列中出现过,有人知道么?答对有奖,哈哈!

2月补充。广大Youtube网友又提供了一段草泥马的精美视频:

《草泥马之歌》